“18亿亩耕地，我们不仅要严守数量上的红线，更要严守质量上的红线，让高质量的耕地区域定位，不能动。”记者参加了全国政协农业组的多次讨论会，保护耕地被多个委员多次反复提及。

　　之所以需要区域定位，是因为在很多地方基本农田被用于工业和商业开发，城镇周边、公路铁路周边等区位良好的基本农田被置换，“基本农田上山”成为普遍现象。“因为江南鱼米之乡的1亩肥沃土地，与新疆戈壁的1亩地，是不具可比性的。”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委员说。针对现状，辽宁省营口市副市长高炜委员提出，当前非常有必要对全国的耕地质量状况进行调研，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。

　　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鹤龄委员表示，很好的良田加入石料变成工业用地可惜，而产粮大县变成工业强县，资源被浪费可惜。王海波一再强调：“有学者调查认为，一旦良田变成钢筋水泥的工地，其对农业来说就是毁灭性的，重新再生为良田的时间恐怕需要一两个地质年代!”

　　这里又牵出一个“农地”变“非农地”的问题。国家林业局原局长贾治邦委员的话直指痛处：农地“非农化”，因为工业用途、商业用途利润高，为地方财政上缴税额高，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主要原因。

　　而造成“农地”变“非农地”现象的原因就是缺乏严格的法制化约束机制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列举了几个数字：当前约有四分之一的农户承包地(国家统计局1995年数字14.2亿亩)3亿亩进行了土地流转，而其中流转到企业的约3000万亩，企业拿地后种粮的不到8%。“非农化”趋势明显。

　　陈锡文介绍，在这方面，日本、台湾省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。日本严格控制农地转用，农地所有权仍然只能在农户或农业生产法人之间流转，企业等主体只能租地进行以农业为主的经营，在企业中农民必须是股东。台湾是用途管制，比如购买的土地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才可以申请盖房子，而且房子面积不能超过十分之一，其他部分必须进行农业生产。

　　陈锡文强调，必须首先在制度上解决基本农田的问题，才会有农业发展、粮食安全。